克里斯蒂娜米莲

这些历史事实对联邦德国战后的宪法秩序而言，有着从对立面去形成共识和认同的意义。

宪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宪法》第3章第6节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即第112-122条，这十一个条款共同打造了民族团结的制度基础。[15]（Ｐ.189-190）政治实践决定了宪法的内容。

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不仅起源于我们反帝反封建的对抗性革命，也与建设性的国际普遍主义关怀有关，中国革命是第三世界国家被压迫民族追求解放的一部分。[25]（Ｐ.262）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研究应该转变研究视角，从各个学科助力铸牢命题的学术话语，法学研究也应该以此为契机重新解读宪法法律中的民族团结条款。邵六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政法理论、宪法学。[2]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以及人民的整体利益，构成了民族理论研究的新形势，[3]（Ｐ.24）为塑造多民族的国家认同指明了方向，也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对云南少数民族群体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经济水平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成正比例[22]。

（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论述 我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制定的治国理政的总章程，是加强民族团结最可依靠的根本法规范基础。除了直接提及中华民族的文字外，序言在很多地方还出现了中国各族人民全国各族人民全国各民族维护民族团结的表述，再次确认了民族团结是国家的立国之本，各族人民大团结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政治追求。法治实施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它们通过具体的执法和司法活动，依据宪法条款、按照宪法要求、落实宪法精神来实施宪法。

制定和执行法律有严格的主体资格要求，国家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主体则更具多元性、协同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三是积极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尤其是回应其中出现的合宪性问题。要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对司法权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规定，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中国宪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前提下，在深刻阐释中国宪法的先进性质、独特地位、显著优势、重大作用的基础上，提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一重大判断，深入分析了中国宪法实施和监督的历史、现状与问题，坚持系统观念，对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进行了贯通性思考、一体化建构和整体性谋划，创造性地提出并多次详细论证了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这一全新论断作为工作总抓手的如下丰富内涵：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必须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用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例如，我国现行宪法在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国家安全等领域对预防性法律原则的强调，必须反映到重点领域立法中来，我国现行宪法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和核心国家利益的规定，要成为推进涉外法治立法的重要根据。

厚植宪法实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根基，尤其是强化公权力行使人员明确权力来源，保持权力行使的合宪性、合法性、廉洁性。宪法自身赋予最高法律地位，建立普遍的遵守宪法义务，同时明确法规范层级结构，防止宪法各项条款被破坏。而且，这个重大判断又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这一表述，是对上述传统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的深刻继承。

（四）坚持和完善宪法监督制度体系 推进宪法监督的完善是全面实施宪法的制度保障。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则是推进依宪执政，协调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支撑。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彼此协调，互相作用，形成法治体系的强大合力，从静态的法律体系凝固宪法规范，走向动态的法治体系融贯宪法规范，实现宪法规定和宪法精神在法治体系中的一体贯通。另一方面，宪法又对制度体系产生重要作用。

我国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部分规定的各种法律保留或宪法委托的内容，需要通过立法予以实现。（三）坚持和完善宪法蕴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宪法全面实施的主体内容。

这极大丰富了宪法实施的对象理论，尤其是超越了三权分立理论影响下的司法审查模式（该司法审查模式仅仅是对国会或州议会的立法进行审查的制度想象），形成了宪法实施对象的全覆盖原则。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宪法确认改革完善成果，通过宪法授权深化制度改革，通过宪法落实法治体系对制度体系的保障，就是在同时健全保证宪法自身的全面实施。

第三种是其他国家机关按照合宪性、合法性等标准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享有监督权，建立一系列体现宪法要求的制度体系，例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法律监督、监察监督等。第二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人大及县以上人大常务委员会，根据现行宪法第62条、第67条、第99条享有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职权。三、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之基本途径 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确保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通过法治体系实施宪法，又可以分为立法实施和通过法治体系其他部分实施。充分利用备案审查的工作联动机制和基本启动方式，发现合宪性问题，通过完备的合宪性审查方法的运用，准确作出合宪性判断，加大合宪性审查的社会公开程度和理由说明力度。

第一种是由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依据宪法直接实施，例如决定特赦、修宪。二是通过法治体系其他部分实施。

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这一表述彰显了宪法、法治体系与国家制度体系之间的紧密联系。所谓宪法的保障，就是要通过政治、法律、社会等多种因素，以组织（制度）保障（实体保障和程序保障）为重点，包括多种形式，确保宪法规定和精神得以实现，不被打破或违反。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的根本任务、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发展道路、奋斗目标，规定了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原则，规定了国家一系列大政方针，体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家制度体系需要法治体系的保障，取得法治的形态，宪法就是其总依据。

法治保障体系对于实施宪法也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通过建设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法治人才队伍和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人才干部队伍保障成为宪法实施的重心。一是加强中国特色的合宪性事前审查机制。就此而言，国家制度体系又是宪法在国家各方面事业和各项工作中的具体载体和表现形式，各项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形成为宪法实施提供了具体素材和现实可能，也为宪法修改、宪法解释等实施活动提供了重要契机和依据。前者是指宪法实施贯通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各个领域，法治体系构成了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制度体系的主要载体。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实施的基本模式就是大规模日常立法，这与资本主义宪法实施更强调通过对抗性、个案式的集中审查式方案不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身也呈现出制度体系的形式，它是由不同领域的具体制度有机集成。

在我国，法律主要来自立法机关的创制，国家制度则可能经由立法变为法律制度，也可能停留在政策、成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层面。只要该文件可能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产生处分性，那么就可通过解释将其纳入法律渊源之中，成为违宪审查的对象。

一般而言，国家制度与国家法律有着密切关联，但也存在显著的不同。其他国家机关发现规范性文件可能存在合宪性问题的，要及时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依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

二是通过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和各方面工作实施宪法确定的大政方针和政策，例如加大生态环境建设领域的督察等措施来实施宪法中的相关国策条款。后者则是指通过国家制度的创设、改革推动宪法实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依据，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自身也依据以党章为根本的党内法规在宪法范围内活动。第二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人大及县以上人大常务委员会，根据现行宪法第62条、第67条、第99条享有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职权。

二是通过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和各方面工作实施宪法确定的大政方针和政策，例如加大生态环境建设领域的督察等措施来实施宪法中的相关国策条款。我国的情况则不同，保证宪法全面实施既包含着宪法实施，也包含着对宪法实施的保证，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

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既强调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最高地位，也强调宪法构成一切社会主体行为活动的根本准则。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实施的基本模式就是大规模日常立法，这与资本主义宪法实施更强调通过对抗性、个案式的集中审查式方案不同。

所谓宪法的保障，就是要通过政治、法律、社会等多种因素，以组织（制度）保障（实体保障和程序保障）为重点，包括多种形式，确保宪法规定和精神得以实现，不被打破或违反。因此，国家制度是一个比国家法律更具包容性、丰富性、集成性、协调性、层次性的概念。